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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期(同读):《论持久战》读懂了它,就读懂了中国和世界
发布日期:2019-09-16

19385月,毛泽东再次把自己关在了窑洞里,他七天七夜没有出门,除了一天两顿稀饭和咸菜外,就是不停地抽着劣质的纸烟,埋头写作,以至于连棉鞋被火盆烤着了,他也浑然不觉,警卫员贺清华后来说:“七天七夜不睡觉,就是铁人也要熬倒了啊,主席当时真是拼了命了。”毛泽东就是在这七天七夜里写成了《论持久战》。

冯玉祥得到这本书后,立即自费印了3千册,分送国民党要人。而白崇禧读后,更是大为叹服,他还从中归结出“积小胜为大胜,以空间换时间”这两句话,如获至宝的白崇禧把《论持久战》送给了蒋介石,而这一次,连蒋介石也不能不赞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了。

抗战八年,国共两党携手共御外侮,而指导抗日战争的战略,则是由共产党人毛泽东提供的。 

1956年秋,前日本关东军参谋长、海军航空兵司令官远藤三郎,在北京见到了他毕生最崇敬的对手毛泽东。 

远藤三郎,1893年出生于日本山形县,15岁入日本士官学校,随后留学于法国陆军大学,在日本统治集团中,他被称为“有思想的军人”。山形,以出宝刀而闻名,就在那一次会见中,远藤三郎把祖传的宝刀献给了毛泽东。宝刀出自14世纪日本镰仓时代的“国匠”米国光之手,是远藤少年时代加入军校时,外祖父赠送给他的传家宝。这是出乎意料的举动,是日本军人所行的前所未有的大礼。 

远藤三郎说,败要败得明白,败在毛泽东手下,日本心悦诚服。而在此之前,远藤三郎却像大多数日本军人一样,对中国是根本不服气的。他认为,无论在军事、现代化程度还是国力上,日本都要远强于中国。他认为,日本是纯粹军事战略上的失败,其关键在于日本在“大陆政策”与“海洋政策”之间没有做出清晰的判断与选择。 

发动侵略战争之初,日本战略的制定者是石原莞尔。按照石原莞尔的设想,如果日本在占领中国东三省之后全力进攻苏联,那么,在德国和日本东西夹攻之下,苏联很难不被打败。而如果以朝鲜、伪满洲国和日本本土为基地,假以20年的长期准备,再全力与美国争夺太平洋,那么,日本占领太平洋的东部,与美国“划洋而治”也绝非是不可能的。 

石原莞尔起初的设想就是如此:以“日、鲜、满 (伪满)一体化”为前提,实现“第二次产业革命”,这包括在远东建立一个年产2千万吨钢铁的大基地,计划年生产飞机1万架,将人造石油作为研发重点,大量生产飞机、汽车、船舶、工业机械,其中还包括打通朝鲜海峡海底隧道,建设一条从日本出发,经中亚到达欧洲的新干线计划。 

而要实现这个计划,需要20年的时间。石原莞尔原本设想完成第二次产业革命之后,日本再举兵指向西伯利亚和太平洋。 

但是,在远藤看来,由于“没有头脑”的东条英机代替了石原莞尔,这个宏大的计划搁浅了,而且,直到战败,日本的战略依旧还是在“大陆”与“海洋”之间徘徊,而在整个战争中,日本的最高统帅部都没有形成自己清晰的战略。这就是他所理解的日本战败的真正原因。 

19472月,远藤作为战犯被关进了东京的巢鸭监狱,一年后,他被释放。从此,远藤三郎在琦玉县耕田为生,除了种地之外,他平日闭门不出,苦苦思考着日本战败的原因,直到他读到了毛泽东的《论持久战》,他的思路从此轰毁,他说:自己“觉悟在一夜之间”,毛泽东的《论持久战》起码从三个方面击中了日本战略的要害,也击中了远藤三郎的要害。 

首先,毛泽东在《论持久战》中指出,中日之间的较量绝非单纯的军事较量,因为从根本上说,这是一场政治较量。在《战争与政治》一部分中,毛泽东指出:战争是政治的继续,战争是流血的政治,政治则是不流血的战争。关于中日战争的政治性质,毛泽东这样写到: 

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,再也不能照旧前进,于是爆发了战争,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。例如中国的半独立地位,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,日本要扫除它,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。中国呢?帝国主义压迫,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,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,企图扫除这个障碍。 

从历史上看,日本有一个武士阶层,而中国的劣势则在于统治者是文士阶层,这是两个社会结构的不同,这种社会结构的不同,则造成了政治动员方式的不同。日本的政治动员,是建立在封建武士制度的基础上,日本政治动员比较快,但范围有限,而中国的政治动员虽然进行得慢,但深度和广度则比日本要大得多。倘若中国能够进行全民族的广泛动员,并形成一支与人民在一起的军队,那么,日本军事制度就会被中国的全民皆兵所战胜,日本在军事方面的优势,就将被中国在政治动员方面的全面性、广泛性之优势所克服。 

在《抗日的政治动员》一部分中,毛泽东全面论述了为什么全面的政治动员是抗战胜利的关键。他认为: 

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,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,是不能胜利的。抗日以前,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,这是中国的大缺陷。抗日以后,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,人民的大多数,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。这也是一种动员,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。这种情形必须改变,不然,拚死活的战争就得不到胜利。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,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,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,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。要胜利,就要坚持抗战,坚持统一战线,坚持持久战。然而一切这些,离不开动员老百姓。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,叫做“南其辕而北其辙”,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。 

毛泽东接着指出,政治动员,就是“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,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”。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和宣传方面的较量,因此,抗,也是一场文化的思想的战争与斗争。他认为: 

什么是政治动员呢?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。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,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。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,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”,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,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,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,贡献一切给战争。其次,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,现在已经有了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》,又有了一个《抗战建国纲领》,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,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。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,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。怎样去动员?靠口说,靠传单布告,靠报纸书册,靠戏剧电影,靠学校,靠民众团体,靠干部人员。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。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,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,把战争的政治动员,变成经常的运动。这是一件绝大的事,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。 

其次,《论持久战》指出,中日之间的较量,也不仅是现代化程度的较量,而且还是意志与人心的较量,是军队的政治素质的较量,如果中国军队能够不断提升政治素质,就会不断抵消日本在装备方面的优势。 

在《兵民是胜利之本》这一部分中,毛泽东则讲了军队的政治优势与装备优势之间的关系。他认为: 

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,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,没有这一点,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。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,没有这一点,也是不能胜利的。然而军队的基础在士兵,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,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,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,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,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。 

随后,毛泽东再次论述了他的基本观点,中国走向衰落的基本原因,就在于人民没有组织,社会没有组织能力,一旦把人民组织起来,那么,中国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生根本改变,日本的武士组织,就不能与中国广大的群众组织相抗衡。他说: 

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,存在于民众之中。日本敢于欺负我们,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。克服了这一缺点,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,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,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,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。 

只要人民组织起来,只要有一支人民的军队,“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,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”——在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时刻,毛泽东的自信的声音,如号角一般划破了漫漫长夜。 

《论持久战》指出,中日之间的较量,也并非两个国家之间的较量,而是全球战略的较量。它威胁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利益,而日本吞并中国东北,同时也在大陆方向上对苏联构成了严重威胁,从表明上看,日本固然是把中国孤立起来了,但是,从全球战略上看,日本本身已经空前孤立,目前,中国只是与日本作战,而在不远的将来,日本将不得不与中美苏同时作战。相对于中国,日本固然在军事、现代化程度和国力上都占据优势,但是,这种优势是表面的。实质上,日本在政治动员意志较量和全球战略三个方面,都处于劣势,正是从政治动员、社会组织能力和全球战略三个方面看,日本必败,中国的抗战必胜。 

远藤三郎后来在《日中十五年战争与我》一书中这样说:读到了毛泽东的《论持久战》,我才知道日本的短板究竟是什么,中日两国、两军之间的差异在哪里,特别是——我这个日本将军,方才第一次真正明白了“日本的战略”实际上是什么。毛泽东在《论持久战》中,已经准确地概括了日本的战略,而这个战略就是:“中间突破、两翼齐飞”。 

毛泽东指出:日本的战略,便是以整个中国为基地,向“大陆”和“海洋”两个方面展开,而他用十几个字,就一举概括了日本的战略实质:“为了南攻南洋群岛,北攻西伯利亚起见,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,先打中国。” 

知彼知己,百战不殆。在毛泽东看来,日本的战略并非不清晰,恰恰相反,日本的战略一开始是深谋远略,非常清晰的:柿子捡软的捏,首战找弱敌打,从中路突破,进攻最弱势的中国,然后以中国为基地,逐步向两翼展开——这本是极为精明的战略。 

在毛泽东看来,这一战略成败之关键,不在远藤之流所谓的“两翼”,而在日本能否突破“中间”。然而,百密一疏,在这个精心的战略布局中,日本唯一没有想到的是:中国会抵抗,而且会如此长时间、如此持久、如此顽强的抵抗。中国的长期抵抗,使日本陷入了首战不利的兵家大忌,中国的抵抗,使日本陷入到久拖不决的战争泥潭中。而从此之后,日本只能是步步被动,再也不能采取主动的战略。日本看起来是输在了“两翼”,但实际上却是输在了“中间”。 

因此,根本的问题就在于:日本没有想到中国会抵抗,而且会如此顽强持久的抵抗,这是因为:日本自己从来不懂得“抵抗”究竟是什么,而且,日本还把中国对西方强权的抵抗视为亚洲式的保守、落后和“不开化”。“日本精神”中所缺乏的,正是对强者的抵抗。面对西方的冲击,近代以来的日本与中国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,面对西方的压力,日本没有经过抵抗,就立即放弃了自我,而转向了西方,但是,中国却把这种压力变成了自我变革的动力,在抵抗西方中,重新创造出一个新的中国,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。于是,日本的近代化,就是全盘西化,而中国在抵抗西方中,能够比西方想得更深,走的更远,而日本却在西方的压力下放弃了自我,日本的现代化道路只是模仿西方,它不可能比西方想得更深,走得更远。 

日本之所以自夸自己比中国优秀,无非是因为自以为是“西方的好学生”,但是,这样的所谓“好学生”,却是为鲁迅所不齿的“弱者”和奴才。鲁迅说:“强者受到欺凌,抽刀向更强者。而弱者受到欺凌,则抽刀向更弱者”。自明治维新以来,日本就是西方列强的奴才,日本自己不但在西方面前不抵抗,而且,吉田松荫等“明治志士”们,反而提出了所谓“得失互偿论”:即“失之于欧美,补偿于邻国”,这当然就是“受到强者的欺凌,而抽刀向更弱者”,而福泽渝吉的《脱亚论》,不过是把这种最可悲的弱者,粉饰为强者的遮羞布而已。 

《近代的超克》出版于1983年,回顾20世纪前半页的历史,作者竹内好感慨说:日本只认西方价值为普世价值,但是,忘记了西方的价值并不普世,因为西方的自由、平等只适用于西方的市民社会,并不包括西方的无产阶级,更不包括世界上的殖民地人民,中国的反抗,则是要求把自由、平等推行到所有的人之中,而这才是真正实现普世价值。

另一位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则说,无论西方和日本都不代表普世价值,因为代表普世价值的是中国革命,日本和西方的现代化是自上而下的,中国革命是自下而上的,它的目的就是把自由、平等推行到最下层的人民中。 

丸山真男这样比较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说,日本的现代化不但没有引发内部的社会革命,反而加剧了日本社会的封建结构,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则是在反抗帝国主义的同时,则进行着内部的社会革命。中国在抵抗强权中,焕发了自我,进行了自我改造的革命,而且,中国革命不仅改造了中国,改造了东亚,也改造了世界。屹立在黄土高坡上的毛泽东,在《论持久战》中一举回答了日本的战略是什么,以及什么叫“中国抵抗”。 

在远藤三郎看来,毛泽东这醍醐灌顶的论述说明了:正是中国的持久抵抗救了苏联,如果不是日本陆军被中国牵制并被极大地消弱,那么,日本原本早就可以挥师北上,而那个时候,在西线穷于应付希特勒的斯大林,还能够阻止日本的进攻吗? 

也正是中国的持续抵抗救了美国,如果日本能够顺利占领中国本土,那么,日本就有足够的力量进行20年的准备,并依据广阔的大陆、新型的产业政策与美国争夺海洋霸权。那时美国还能从海上对日本进行封锁吗? 

更为关键的是:中国的持续抵抗,实际上也救了日本,如果日本顺利地占领中国,那么,日本就将进行“两翼齐飞”的战略,即同时进攻苏联和美国,如果是那样,那么战争的规模将无限地扩大,全人类将为战争付出更大的代价,而日本最终将会失败得更惨。 

日本之所以一直不承认道义上的失败,这就是在远藤三郎乃至石原莞尔等“有思想的军人”看来,日本发动战争的根本目的,就是力图以“东方的价值”,批判“西方的价值”。但是,读了《论持久战》之后,远藤三郎方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“东方价值”。他说:真正的“东方价值”,就是抵抗强权,人类的普世价值就是和平,的意义是“止戈”,“止戈”才是军人的道德,即“武德”。而这就是《论持久战》中所指出的——“为永久和平而战”。 

当毛泽东写《论持久战》时,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全面爆发,而毛泽东却预言说:这次大战与此前一切战争都不同,因为它将会产生一个极为重要的成果,这就是它将使全人类认识到:和平是全人类最普世的价值。“和为贵”,和平超越了“东方价值”和“西方价值”。而战争只有一个目的,那就是消灭战争。

受到毛泽东所谓“为人类永久和平而战”论断的启发,二战结束后,远藤三郎最早提出了这样的建议:建立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。远藤三郎差不多长毛泽东一年,但是,他却这样说:在他(毛泽东)面前,我好像是一个后辈见到前辈一样,心中充满了惶恐与感激。 

陆地与海洋。这个问题岂止困扰着日本,而且也困扰着全人类那些最发达的头脑,最强悍的心灵,猛士决战,岂止在疆场。毛泽东与远藤三郎当年关于全球战略的对话,对于今天的我们,依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。

1919年,英国战略家哈尔福德·约翰·麦金德提出了“陆权论”。他指出:欧亚大陆是世界的核心,是“世界岛”,而一切海洋国家,都处于边缘。“谁统治了东欧,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;谁统治了心脏地带,谁就能主宰世界岛;谁能统治世界岛,谁就能主宰世界。” 

基于这样的陆权理论,英国、德国和苏联,先后展开了对欧亚大陆——特别是其核心地带的争夺。“二战”期间,美国战略家尼古拉斯·斯皮克曼,则依据他的“三海战略”,提出了“海权论”。他指出:地中海是控制欧亚大陆和非洲的要塞,加勒比海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要冲,而中国南海则是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咽喉,谁控制了这三个“海”,谁就将控制世界。麦金德把欧亚大陆视为中心,把海洋视为边缘,但斯皮克曼则反其道而行之,他指出:只要以边缘包围中心,便可以瓦解中心。 

冷战期间,以美国为首的“北约”,正是根据这样的战略,包围并瓦解了苏联。但是,冷战结束后,美国却转而追随麦金德的陆权战略,再次兴兵西亚和中亚,最终,今天的美国则困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中。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,当年,陷入了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徘徊而顾此失彼的是日本,而今,同样陷入了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徘徊和顾此失彼的,则是美国。 

《南京条约》签订后,魏源发愤写下了伟大的战略著作《圣武纪》。 

面对英军从东南海上来的危局,魏源提出了这样天才的构想,他指出:一味地固守东南沿海,与敌决胜于海上,这是错误的战略,而正确的战略,应是打到敌人后方去——即打到英属印度去。魏源指出:大陆就是海洋,陆权就是海权,而如果用今天的说法,这便是:“一带”即是“一路” 

安得倚天抽宝剑 

193510月,在写作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》一文之前,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《念奴娇·昆仑》。这首词,以包纳四宇的气魄,阐述、发挥并总结了魏源所开创的战略思想,它把陆地与海洋融合为一体: 

横空出世,莽昆仑,阅尽人间春色。 

飞起玉龙三百万,搅得周天寒彻。 

夏日消溶,江河横溢,人或为鱼鳖。 

千秋功罪,谁人曾与评说? 

而今我谓昆仑:不要这高,不要这多雪。 

安得倚天抽宝剑,把汝裁为三截? 

一截遗欧,一截赠美,一截还东国。 

太平世界,环球同此凉热。 

何谓海洋?海洋就是夏日消融的大陆;何谓大陆?大陆就是江河横流的海洋。 

海洋与大陆不是对立的。“海权”与“陆权”,本是一体。 

“横空出世莽昆仑”,魏源和毛泽东,就是这样超越了单纯的“陆权论”和“海权论”。 

正是在“倚天抽宝剑”的毛泽东面前,洪水一样蜂拥而上的强敌,无望地退却了。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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